■本报见习记者 闫晶滢
信托公司2017年年报已于近日披露完毕。作为观察信托公司2017年经营情况的一个窗口，年报里隐藏着许多值得探究的信息。
作为一份合格的年报，其基本要求应当是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可比性”，并且披露及时、规范。早在去年，《证券日报》记者便曾发现，多家信托公司在年报中对部分负面信息闪烁其词，如对所受行政处罚信息不披露。不过，在经历了2017年的“强监管”年之后，这一现象在2017年年报中已经有所好转。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往年，从去年开始，对信托公司做出处罚决定的主体不再仅是银保监会，更有证监会，甚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等。这更要求信托公司提高合规风险防范意识，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对涉及到跨监管部门监管的业务合规性有更专业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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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饰年报“罚而不披露”现象仍存
在2016年度受罚的7家信托公司中，有半数未曾在当年年报中如实披露受罚信息或闪烁其词（详情见此前稿件《信托年报“花式”逃避披露受罚实情“罚而不披露”多次上演》）。而在去年监管部门密集开出罚单的背景下，相关信托公司是否坦然面对并在2017年年报中如实披露？
随着信托公司2017年年报全部披露完成，《证券日报》记者近期对68家信托公司年报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进行了重点关注。据此前记者根据银保监会网站信息不完全统计，2017年全年各地银监局共开出罚单24张、涉及信托公司18家。
而从信托公司实际披露情况来看，2017年涉及处罚信息披露数量和完善程度远好于2016年：在18家公司中，有16家公司坦然披露了处罚信息。其中，东莞信托、国通信托等12家公司信息披露较为详尽，对涉事案由、处罚金额金额、处罚依据等方面进行明确介绍。
并且，部分公司在处罚信息之外还说明了对违规事项的缘由及整改措施。例如，中建投信托即在年报中对涉及处罚的情况作出解释，称该处罚系浙江监管部门针对往年度业务发现问题作出的处罚决定，公司已部署安排整改工作。中航信托亦明确表示，“处罚事项公司已整改完毕，整改结果获得江西银监局认可”。
不过，《证券日报》记者仍发现，虽然监管部门早已公开发布了行政处罚信息，但部分公司的年报中仍“未披露处罚信息”。例如，去年10月10日，昆仑信托曾因“违规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流动资金信托贷款”被宁波银监局门处以20万元的罚款（甬银监罚决字〔2017〕22号）。而在其2017年年报中，“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部分，披露信息为“无”。
与昆仑信托情况类似，2017年，中江信托曾于5月份、9月份两次遭遇江西银监局的处罚，涉及案由分别为“绩效考评制度以及绩效薪酬发放不符合监管规定”、“未依规向监管机构报告关联交易”，处罚金额分别为40万元、30万元。而对于上述信息，中江信托2017年年报中亦未以任何形式予以提及。
早在2004年，原银监会下发《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信托公司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其中要求信托公司披露“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处罚的情况”。2009年12月份，原银监会对信托公司年报披露进行进一步细化要求，其中明确提到：“除披露格式中明确标注的可选项目外，任何信托公司不得随意调整、删减披露格式和内容，但可根据自身需要增加信息披露内容。”但由于绝大多数信托公司并非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并不会对信托公司年报进行实质性审查并追究相应责任。目前，亦未有信托公司因年报披露内容不完整遭受监管部门处罚的案例。
“去年监管部门曾多次进行现场检查，存在问题是难免的，我司高度重视监管的行政处罚规定，在第一时间完成了整改。”北京某信托公司风控总监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他所在公司去年亦因“违反审慎性经营”的理由被予以处罚，公司对该部分信息并不避讳，“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的公示信息比较完善，市场上也比较关注，对于去年曾经受罚的公司业内基本一般都‘心中有数’，躲避披露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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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公司合规精细度要求提升
在查询年报的过程中，《证券日报》记者亦有新发现：西藏信托在其年报中称曾受到行政处罚，不过相关信息此前并未公开。
西藏信托年报显示，2017年11月24日，西藏银监局下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西藏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藏银监罚决字[2017]第3号），因西藏信托“元启20号单一资金信托”项目交易文件未执行双人面签，违反审慎经营规则，对其处以20万元的罚款。不过，记者并未在西藏银监局网站上发现上述信息，亦未发现有媒体对其处罚信息进行报道。
另外，华宝信托也在年报披露了一起此前业内未曾注意到的处罚。2017年10月25日，上海市浦东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华宝信托在官网上以真实投资者案件进行宣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二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注：《广告法》第二十五条招商等有投资回报预期的商品或者服务广告，应当对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风险责任承担有合理提示或者警示，并不得含有下列内容：（二）利用学术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对其处以罚款5万元。
华宝信托表示，截至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前，公司官网（包括微信公众号）已整改完毕，符合法律规定、满足浦东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后续公司将引以为戒，及时更新、完善公司对外宣传材料和平台，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外宣传的合法合规性审查。
事实上，对于近年来信托公司获得罚单的情况，多以各地银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为主。而从2017年信托业的罚单情况来看，对信托公司予以处罚的监管部门开始增加。除华宝信托遭遇上海市浦东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外，吉林信托也于2017年年底被证监会开出“天价”罚单：除没收违法所得4373.32万元外，并处4373.32万元罚款，创造了信托公司行政处罚的单笔罚金最高纪录。
而在加入西藏信托披露的新一起罚单后，2017年全年各地银监局开出的罚单数量增至25张（不含强制措施决定书），涉及19家信托公司，合计处罚金额超过千万元。从作出处罚的地区来看，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去年共有15个银监局对辖区内信托公司采取了处罚措施。其中，天津银监局一次性对北方信托开出4张罚单，数量居首；此外，北京银监局、湖北银监局、江西银监局公布的信托处罚数量均为3张。
在资管新规正式颁布之后，信托业顺应监管导向、寻找合适的业务发展模式几乎已成为行业共识。而在此背景下，合规发展、审慎经营更是信托公司未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18年信托业监管环境将如何变化？今后是否还将有公司遭遇监管处罚？处罚信息是否能获得如实披露？本报记者将持续观察。
“强监管”在路上 引导信托行业良性发展
■闫晶滢
都说2017年是“强监管”的一年，银保监会管辖下的信托行业自然也不例外。
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以整治行业市场乱象为主要抓手，开展了“三三四十”等多次检查。据银保监会网站信息显示，2017年，全系统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452件，其中处罚机构1877家，罚没29.32亿元；处罚责任人员1547名，其中罚款合计3759.4万元，对270名相关责任人取消一定期限直至终身银行业禁业和取消高管任职资格。
与数量庞大的银行罚单相比，信托业2017年收到各地银监局罚单的数量和金额似乎不值一提：行政处罚25件，处罚机构18家，处罚金额仅在千万元左右。然而纵向来看，与2015年信托业受到6件处罚、2016年9件处罚相比，去年全行业的处罚数量仍令多家信托公司大呼“吃不消”。
罚单数量的飙升与监管趋严不无关系。而从信托公司2017年年报披露的信息来看，似乎也能窥得监管部门着力整治行业乱象的痕迹。
据笔者统计68家信托公司年报来看，共有47家信托公司披露了其在2017年接受地方银监局监管及相关整改意见的情况，其中36家公司明确表示曾接受地方银监局的现场检查。具体而言，7家公司披露称接受“信用风险整治（排查）”的现场检查，8家公司接受“重点领域风险检查”，4家公司表示参与“市场乱象”的检查整改，更有23家公司披露称接受了“三三四十”的现场检查。另外，还有5家公司表示监管部门对其进行了“双录”情况的评估检查。
从具体的地方监管机构来看，原银监会共有省级、计划单列市派出机构36个，辖区内有信托公司的银监局共有32个。而在2017年，这32个银监局几乎“全线出动”。不过，辖区内信托公司较多的银监局自然更为忙碌。其中，北京银监局对辖区内的金谷信托、民生信托等4家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上海银监局则对华澳信托、中泰信托、中海信托3家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与华宝信托召开审慎监管会议、对爱建信托“双录情况”进行专项评估检查。
另外，对于部分辖区内仅有1家信托公司的银监局而言，其监管工作并未因此而有所懈怠。以青海监管局为例，其在2017年分别对五矿信托进行了7次检查，监管活动贯穿全年。
事实上，在2017年年报中明确表示“报告期内银监局未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的信托公司仅有寥寥数家，相信实际的现场检查数量和规模比目前披露情况更为复杂。
今年年初，原银监会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而从今年以来信托业已经“收获”的8张罚单来看，监管“一直在路上”，甚至一直在加强。期待在监管机构的引领下，引导信托公司整章建制、补齐管理短板，促进信托审慎合规经营、切实履行受托责任，继续推动信托全行业向更加良性发展，为服务实体经济贡献更多正能量。
